Mysteel：“一万亿国债”利好终落地，形式和时机值得推敲lg...

核心观点：10月24日晚，2023年度“一万亿元国债”传闻终于兑现。其实，本次增发国债既在情理之中，又超乎预期。更重要的是，增发国债的方式和时间点，透露出的信息可能更需琢磨。总而言之，本次增发国债是继续给出了稳增长、化风险的强烈信号，属于增量型的总量刺激政策。同时，在增量政策选择方面，房地产等领域并不是首选，化债“一举两得”的方式仍然是政策锚点。再加上中国式的“平准基金”入场以及2024年新增专项债超过60%的额度提前下达，宏观政策预期朝更加积极方面调整是必须的。可以说，当前已处于从政策底向（资本）市场底、经济底过渡的关键时期。

站在全球视野来看，在美国进入大选周期之后，中美竞争出现阶段性缓和。这是国内搞经济建设，特别是政策刺激的窗口期。从现在至今年年底，预计仍有重要积极信号持续释放。重点关注10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、可能于近期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、11月APEC会议和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。

本次增发国债对GDP的贡献大概率体现在基建投资，打消了市场前期由于三季度GDP数据超预期，继而认为基建投资力度可能下降的疑虑。本次增发国债的方式和时间点更值得考虑。看似特殊国债，本质却是一般国债，有利于地方化债和经济建设。本次增发国债的时间处于2023年尾声，显示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决心，这是超乎市场预期的。增发国债，并不代表防风险意识淡化。具体到钢材等商品需求方面，可以将本次发债对商品需求的提振类比新增专项债和一般债。

正文：

站在全球视野来看，在美国进入大选周期之后，中美竞争出现阶段性缓和（重要政经界任务访华，老牌反华议员舒默面见最高层是重大信号），美国国内经济政策会更加柔和（加息周期很有可能已经结束），对外贸易政策也会更加务实。这是国内搞经济建设，特别是政策刺激的窗口期。从现在至今年年底，预计仍有重要积极信号持续释放。重点关注10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、可能于近期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、11月APEC会议和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。

具体到本次增发国债能带来多大的GDP增量以及商品需求，这个较难估计，实际情况取决于发债形式和节奏。由于现在已经进入四季度，债券发行至实物工作量落地还需一段时间，本次增发国债对年内GDP影响稍小，但完成“5%左右”目标乃至超预期至 5.3%以上的概率进一步加大。不少研究机构认为，对经济的刺激可能集中在2024年，预计提升GDP0.4-0.8个百分点，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。根据历史数据测算，长期建设国债对投资的撬动倍数约为5倍。本次增发国债对GDP的贡献大概率体现在基建投资，打消了市场前期由于三季度GDP数据超预期，继而认为基建投资力度可能下降的疑虑。

正如前文所述，本次增发国债的方式和时间点更值得考虑。

首先，看似特殊国债，本质却是一般国债，有利于地方化债和经济建设。“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0000亿元，作为特别国债管理。”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特殊国债需要“专款专用”，但是一般国债却不一定如此。“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”，这给了地方相当大的自主权，资金用途受到的约束不如“正常的”特殊国债。那么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空间通过这笔资金化债，甚至做一点地方财政投资。并且，一般债需要地方政府偿还，而本次按“特殊国债”管理的一般债却完全由中央政府偿还。简而言之，这种发债形式，其实是通过中央财政补贴，间接化解地方债务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正如之前我们的分析文章指出的那样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“三座大山”：预期疲弱、（地方）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（房地产问题可归为第一类问题）。如果较快较好地对债务问题进行干预，会较大地刺激市场信心，对提振投资需求也具有重要意义。如果通过本次增发国债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积极作用将是立竿见影的。

其次，本次增发国债的时间处于2023年尾声，显示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决心，这是超乎市场预期的。其实，特别国债多数时候重在“救急”。因而本次按“特殊国债”管理的一般债也在“救急”内涵之中。第三季度GDP数据虽然超预期，但是服务业、消费等就撑起了大半壁江山，而传统经济增长动能——投资部门仍显乏力：房地产投资下行趋势未改，基建投资力度稍有退去，制造业投资不温不火。在临近中央工作会议仅仅2个月时，这种增量政策的出台确实能改善宏观预期。此外，正如前文所述，在诸多重要会议之前，国内加强政策刺激，这本身就是释放稳增长的强烈信号。

最后，增发国债，并不代表防风险意识淡化。

一方面，中央政府杠杆率本来就较低，而且长期低于世界主要国家。况且，现今中国正进入人均GDP从12000美元到30000美元的提高过程，即“vagena加速期”（非彼“vagena”），其间需要更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支出水平。“vagena法则”指出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社会保护、反垄断和规制、履约和执法、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不断扩大。由于这类公共品通常需要政府承担供给和支出责任，因此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显现逐步提高的趋势。（蔡昉，贾朋《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》）因此，3%的赤字率红线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。突破“3%”的红线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。未来，根据经济形势需要，财政政策扩张可能成为常态；相反，货币政策的调控频率可能会慢慢降下来。

另一方面，本次发债指定了融得资金主要用途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债务风险上升的可能。其实，今年以来传统基建投资增速并不高，比如9月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累计同比仅有-0.1%。而正是在水利建设等基建领域，地方隐形债务问题相对较小；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地方隐形债务问题相对较大。本次发债指定了资金投向领域，是基于防风险的大前提。

具体到钢材等商品需求方面，可以将本次发债对商品需求的提振类比新增专项债和一般债。可能的情况是，本次发债引致的实际需求介于等量新增专项债和等量一般债之间。即本次发债所融资金一部分可能用于化债，另一部分投向水利工程等用钢需求相对较少的领域，资金支持力度弱于新增专项债，而强于一般债。

作者：上海钢联 宏观研究员 李爽 经济学博士